袭其精微诋其迹，面目虽变心神专。
《论语》相关篇章所言道，即有此道统意识，如有子所言的先王之道（《学而》），子贡则称之为文武之道（《子张》），孔子曰：齐一变，至于鲁。而此亦是孔庙特殊之处，即不仅仅是尊先祖，亦是尊老师之所，故杨朝明先生认为孔子师徒是拟血缘亲关系，即非血缘而同于血缘。
古代国子学、太学、府、州、县学大多皆废（保存最为完整的便是北京国子监孔庙，堪称古代庙学合一制度的活化石），而孔庙尚存不少。曰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那么，庙学与儒学又有什么关系？笔者接下来对此予以探讨。在古代，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，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，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。现在中国各大电视媒体，直播祭孔大典，亦邀请儒学专家作为特邀嘉宾解析点评，讲解国学儒学经典，例如山东卫视直播祭孔大典，曾经邀请王立群、王杰、梁涛等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予以解读点评。
乾隆皇帝亦曾言京师乃首善之区，国学乃首善之地，与此义同。唐代儒学制度化，孔庙由国子学、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、县学，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，并为宋元明清沿袭。[④]参见舒大刚、任利荣《庙学合一：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4年第5期。
此亦说明，先秦儒家虽未明确提出道统一词，但实有此道统传续意识的。梁涛教授指出：儒学的基本表达方式是经学，经学是儒学的学术载体，是儒学之学统。在对庙学与儒学及其密切关系予以解析之后，笔者尝试进一步探讨探讨庙学与儒家道统之关系。孔子弟子为孔子守丧三年，子贡甚至守丧六年，足见师徒情谊之深，情同父子，甚至笃于父子。
（《韩昌黎先生集》卷十一，《原道》）宋代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对此颇为看重，认为韩愈所言道及道统，非抄录前人，亦非自己杜撰，必有所见闻。其中，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建议，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，儒学上升为经学，直接促成了孔子地位不断升高。
[31]参见朱熹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八七，《中庸章句序》中无周敦颐，此应为朱子后增。庙学合一（孔庙和官学合一）是中国古代社会教育规制，自汉代发端，魏晋南北朝继承发展，唐代正式形成并制度化，孔庙祭孔与古代教育和科举制度融为一体，宋元明清因袭，是中国古代教育之实存、代表和象征。[12][清]郝懿行撰：《尔雅义疏》，中华书局2017年版，第494页。即便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，所颁布的《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》（1934年）中，仍规定祭孔之前，要讲述孔子生平思想事迹，并讲祭孔之历史意义等，亦包括主讲人对孔子儒家经义思想之阐发，广播电台面向全社会大众，予以直播报道。
[12]汉代郑玄笺曰：庙之言貌也。[32]根据丁四先生考察，朱子后将伏羲、神农、黄帝列为道统之祖，则其历史更为久远。其所祀四配、十二哲、先贤先儒，包含了从先秦至汉唐、两宋、元明清之大德硕儒，主要分为明经之儒、传道之儒和行道之儒三部分。由汤至于文王，五百有余岁，若伊尹、莱朱则见而知之。
庙学一词，最早出自韩愈的《处州孔子庙碑》：惟此庙学，邺侯所作。古代儒学实际上很大程度包含此种义涵。
[34]南宋是传道之儒从祀之发展时期，朱熹便曾言配享只当论传道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）。近圣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，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。
[15][汉]蔡邕撰：《独断》，《四部丛刊》，三编景明弘治本，第11页。至民国初期，传道之儒数量仅次于孔子弟子，是孔子庙附享的大宗[35]，足见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国家对于传道之儒的高度重视。[22]通过历史考察可知，在古代，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，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，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。明代是传道之儒附享之发展时期。儒家的思想义理教育（五经、四书、十三经等）、礼乐教化皆在庙学中进行，庙学乃儒学的物质载体和教化场所。[14][清]陆耀撰：《切问斋集》，清乾隆五十七年晖吉堂刻本，第56页。
朱子《中庸章句序》之道统谱系为尧、舜、禹、成汤、文、武（包括大臣皋陶、伊尹、傅说、周公、召公）、孔子、颜回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、（周敦颐[31]）、程颢、程颐。[29]丁四新：《张力与融合——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》，《中州学刊》2019年第2期。
春秋时期，先师孔子去世始于曲阜阙里建孔庙，弟子以六代之乐祭祀。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，并为宋元明清沿袭。
此种祭孔讲经形式一直持续到1928年左右，截至北洋政府落幕。汉代至唐代之最终选择孔子（起初还有周公，与孔子地位互有消长，迭称先圣，唐高宗时周公正式被移至武成庙以后，其地位式微）为道统代表人物，便是国家教育以孔子为祖师，孔子先圣地位最终稳固。
[⑩]郦道元撰、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535页。[18]参见孔祥林等《世界孔子庙研究（上）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8页。无善治，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诸人，以传诸后。如宋末元初熊鉌所言尊道有祠，为道统设也（《熊勿轩先生文集》），明代王世贞认为孔庙之有从祀者佐其师（孔子），衍斯世之道统（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）。
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是一个重要历史现象，它与科举制度一起，在中国古代延续长达1300年之久，可以解释今日中国教育、历史文化研究中诸多理论疑难。盖自孟子之后，一人而已。
常会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，儒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。故孔庙在创建之初，便具有了祭祀先祖和老师的双重义涵，亦为汉代皇帝祭祀及孔庙走出曲阜走向全国学校，奠定了合法性基础。
但如其所言，不管如何变化，国学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指的是学校。[14]宗庙之制，古者以为人君之居，前有‘朝，后有‘寝，宫则前制‘庙以（像）朝，后制寝以（像）‘寝。
程朱为代表的宋儒亦以接续孟子、兴起斯文为己任。诚如学者所言：韩愈笔下的‘庙，确为主祀孔子的庙宇，在唐朝‘庙学合一是普遍认同的客观存在。隋唐特别是唐代儒学制度化，孔庙由国子学、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、县学。周代‘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‘贵族子弟学校，汉代称太学，晋代称国子学，北齐称国子寺，隋代称国子监，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、太学、四门等学，元代设国子学，明、清两代设国子监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开始设学部，国子监的称呼于是废止。
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。儒家在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、表章六经后上升为经学思想，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学说，具有官方性。
元代承宋末余绪，新增加之从祀只有两位——许衡和董仲舒。古代国子学、太学、府、州、县学大多皆废（保存最为完整的便是北京国子监孔庙，堪称古代庙学合一制度的活化石），而孔庙尚存不少。
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吾何为不豫哉？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又孟子曰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五世而斩。南北朝时北齐于地方郡学立孔、颜庙，已经非常接近于庙学合一之规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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